回溯我国生命科学发展的历程，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与信念，宛若夜空中的群星点亮了浩瀚的求知宇宙；前辈们的科研事迹和精神风范，永远激励着我们探索未知，开创未来！由中国科学院康乐、饶子和两位院士主编的新书《栉风沐雨一百年——中国生命科学历史回眸》将于近期出版面世。 

　　内容简介 

　　近年来，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回顾中国百年来近现代生命科学史，前辈科学家为我国生命科学发展铺垫的基石至今仍然焕发着光彩。本书从Protein & Cell的“回忆”(Recollection）专栏选取100篇文章，重点介绍我国近现代生命科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取得的突出成就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前辈科学家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画卷。本书采用中英文对照形式，文章作者包括故事人物的亲友、弟子、研究人员等。本书适合对我国生命科学百年发展史感兴趣的相关专业师生和大众阅读。 

　　新书封面 

　　 

　　序 

　　（全文如下） 

　　生命科学的发展对于生命规律的探索和生物技术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粮食安全、清洁能源、环境保护、健康和老龄化等问题为生命科学提出新的挑战。世界许多国家都将生命科学确定为优先发展领域，以推动生物经济的发展为抓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不断增长，我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根据国际上公开的报告，我国发表在国际生命科学领域期刊的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二，引用排名第二；科睿唯安公布的2021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有935人次入选（港、澳、台数据除外），全球排名第二。在体现技术创新的专利技术方面，中国生物科技领域的国际专利排名第二。多个生物高科技公司已进入世界500强企业。近5年来，每年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数量全球第一。这样巨大的变化实际上是用了仅仅100年的时间实现的，或者说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最近的40年。 

　　Protein & Cell，一个创建于2010年、立足于中国的国际生命科学期刊，专门开辟了一个“回忆”（Recollection）专栏，介绍近100年来对我国生命科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和事。至今该专栏已经发表120多篇相关文章，吸引了许多读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我国前辈科学家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画卷。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生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当我们回顾百年来的近现代生命科学史，前辈科学家为我国生命科学发展铺垫的基石至今仍然焕发着光彩。为了铭记前辈科学家对我国生命科学发展所作的贡献，我们整理出版了这本书。书中的文章来源于Recollection 专栏。为了让青年一代科学家对我国生命科学的历史有一个回顾性的了解，本书重点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人和事件。由于受到专栏字数的限制，每篇文章只能介绍一个人或事件的一个侧面。因为原文是以英文发表的，为了扩大读者面，我们特邀请了一些科技工作者将其翻译成中文，结集出版。由于涉及的历史比较久远，为了使年轻一代的科学家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中国生命科学发展的历程，深入理解特定时期里特定人和事件的历史背景，我们在本书的前言部分略费笔墨，将中国生命科学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鸦片战争之前，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整个社会在旧制度下缓慢发展，对兴起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技术缺乏认识。对大众而言，科举制度成为遴选人才和社会等级晋升的唯一渠道。19世纪中后期，如果说有现代意义的科学知识的话，在社会上流行传播的主要是对一些西方生物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1859年，李善兰（早期的数学家）与韦廉臣（A. Williamson）合译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 Edkins）基于相关著作，用中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动物学、植物学和生理学的初步知识。1889年，颜永京翻译出版了美国心理学家海文（J.Haven）的《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心理学译著。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受到空前震动。社会各阶层在深感耻辱和愤恨之余，开始意识到变革社会、救国图存的紧迫性，并且进行了救国救民的各种道路的探索。1897年，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知识分子阶层开始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并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封建教育制度的终结。众多知识分子放弃了获取功名利禄的科举之路，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通道打开。随后，我国开始建立新式学堂，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教育兴起。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人们逐渐意识到生物学与人民生活和社会需求密切相关，是发展农业和医药卫生、开发资源、提升民众健康的基础学科，因此生物学受到了越来越多青年学者的青睐，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念，积极投身于这一领域。      

　　出国留学成为当时向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的主要途径之一。自1875年开始，我国到欧美和日本留学的学生逐渐增多。受到资金和语言的限制，早期是以留学日本居多。1909年起，我国利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资助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到美国留学。根据双方商定，前四年里，中国每年选派不少于100名的留学生赴美，由此拉开了我国大批留学生到欧美高校和研究机构留学的序幕。1916年，邹秉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植物病理学学士学位后，回国在金陵大学任教。1920年，作为中国第一位生物学博士，秉志从美国回国。1921年，秉志等建立了第一个国人自建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生物系。1922年，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秉志任所长。1928年，秉志和胡先骕又牵头建立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于1928年6月的中央研究院和成立于1929年9月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是当时我国两个最重要的大型综合科研机构，标志着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化进程基本完成。成立于1917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我国当时生物医学研究的重要机构，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是我国实验生物学的重镇。20世纪30年代，我国生物科学的大学院系、研究机构和主要分支学科学会相继成立，期刊和书籍也得以出版。1937年，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被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断。由于战争，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才流失非常严重。抗日战争前后返回美国的有药理学家陈克恢、谢和平，1948—1949年赴美国的有吴宪和林可胜等。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迁移到大西南，办学和研究条件极为艰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得到初步的恢复，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生命科学领域的25位生物组院士和1位数理化组院士（吴宪），他们几乎都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从欧美国家留学归来的学者（仅罗宗洛1人留学日本）。抗战胜利后，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当时，我国共有5541位海外留学生，大部分在1946—1948年出国，其中以留学欧美国家的人数最多，仅留美学生即占留学生总数的63%。留美学生中，学习生命科学的主要集中在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著名高校。早期回国的留学生，在经费奇缺的环境中克服艰难险阻，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并使之本土化，在我国建立起基本的科研和教学体系，努力培养本土人才，并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发展科学，他们的工作为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前期主要是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留学生，同时自主培养自然科学各类专门人才。1950—1960年代，我国派出了1万多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派出了1000多名留学生到东欧国家学习。1976年之后，高等教育和研究生培养得到恢复，高等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逐年增加。1977年恢复高考，在570万考生中，录取学生仅有25万人。从1977年到2017年，录取的大学本科生大约有5760万人。自1995年以来，我国共招收研究生771万人。1982年，我国只有6人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达到14368人。从1987年到2017年，博士毕业生总数达到70万左右。从1978年开始，我国再次开启选派出国留学生计划，当年有52名青年学生被派往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2007年，我国在美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留学生超过35万人。1979年，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发起中美物理学联合招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简称CUSPEA 项目），每年选派100多名中国学生赴美国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物理。之后，美籍分子生物学家、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发起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简称CUSBEA 项目）。这一项目从1982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共派遣8届422名留学生。与此同时，国内的教育与科研事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科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在科研条件简陋和科研经费缺乏的条件下，承担起振兴祖国科技的重任。他们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当时科研和教育队伍代际转移的空隙，奠定了我国生命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进入21世纪，大批留学生回到祖国，加入教育和科技事业中。投入科学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在20世纪90年代前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总量仍然偏低。即使到了1990年，全国的研发经费也只有125亿元。但是，到了2018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达到2万亿元，居世界第二。准确地说，我国生命科学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多应该归于最近的40年。但是，这40年的飞速发展，是过去近100年来前辈科学家的艰苦奋斗的结果。 

　　本书介绍了一批我国近现代生命科学的先驱和奠基人，对今天许多年轻人来说可能非常陌生，例如近代生物学和动物学奠基人秉志，动物学奠基人伍献文，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和钱崇澍，微生物学奠基人戴芳澜，细胞生物学奠基人贝时璋，医学奠基人伍连德，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生物化学奠基人吴宪，病理学先驱谢和平，药理学奠基人陈克恢，遗传学奠基人陈桢以及农学奠基人邹秉文等著名科学家。他们大多都是早年留学海外，学成回国后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作出奠基性的重要贡献，成为我国近代生命科学和各分支学科的创始人。他们培养的许多学生成为20世纪后半叶我国生命科学的领军人物。        

　　读者也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我国近现代生命科学取得的突出成就，这些成就都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例如，伍连德发现并用科学的方法战胜了肺鼠疫，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对公共卫生事业具有借鉴意义。汤飞凡率先发现引起沙眼的病原体——沙眼衣原体，解决了沙眼这一严重威胁世人眼睛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童第周建立了核移植技术并培育出世界上第一群克隆鱼。顾方舟研发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在我国消灭了小儿麻痹症，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继消灭天花之后的又一创举。王应睐等来自三个单位的科研人员精诚合作，在1965年首次实现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王德宝等科学家历时13 年完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酵母丙氨酸tRNA）人工全合成，其组成、序列和生物功能与天然的酵母丙氨酸tRNA 完全相同。1971年，屠呦呦发现了可以治疗疟疾的青蒿素，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9年，中国科学家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后来与10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发布项目的完成图。 

　　本书还介绍了我国近现代生命科学发展史的一些重要事件，例如20世纪30年代描述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之间的论战、遗传学的重要转折点——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中日联合实验室的设立等。同时，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著名大学与我国现代生命科学的渊源，以及一些国际友人对我国生命科学事业的热心帮助。例如美国生物学家祁天锡在我国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在生物学教育、动植物调查、生物学研究建制化等方面推动了我国生物学的发展。“DNA 之父”詹姆斯·沃森邀请中国学者到冷泉港实验室访学，并对冷泉港亚洲的设立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回顾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这在早期科学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社会动荡、战火不断的极端困境里，他们为发展祖国的生命科学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支撑他们的是“科学救国”的殷殷爱国情和坚定信念。回顾我国生命科学的发展历程，对我们追寻人才成长的道路、探索科技发展的规律以及国际合作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因此，我们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要将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感谢Protein & Cell编辑部，感谢陈宜瑜院士和罗桂环研究员在成书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同事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李冰祥编辑等为本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了解生命科学发展史、向世界展示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窗口。由于部分英文文章发表时间较早，内容有待更新，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会新增或删减部分内容，或对文章进行重新创作，可能存在中、英文文章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同时，近现代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群星璀璨，还有诸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没有收录。例如，我国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公共卫生学家颜福庆，他创立了湘雅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是我国近代医学的奠基人。此外，未被收录的科学家还有心理学家潘菽，植物学家张景钺，植物生理学家殷宏章，人类学家吴定良，热带病学家李宗恩，医学家袁贻瑾等。我们热切期盼关心生命科学发展史的朋友撰写相关文章，投稿Protein & Cell的Recollection 专栏，后续我们也将继续结集出版。   

　　  

　　康乐 

　　　　2021年9月于北京